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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中国崛起的意义-

  本土化是中共非常大的成功之处

  郭台辉:近现代中国人的社会身份主要是由政治身份带出来的,是通过政党的力量来构建、塑造和推动的,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身份转型与构建的动力机制问题。

  晚清结束之后,国共两党都建立党国体制,而党国体制除了来自苏联的影响之外,跟传统文化有无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它是否意味着完全外来;如果有,那其中的关联又是什么?新中国的成立是不是仅仅改变传统社会身份的形式,还是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身份结构?

  裴宜理:其实,传统帝制与现代国家体制是两回事。我认为,党国体制是从苏联进口的,但是中共一个非常聪明的手段就是能够让这个陌生的政治体制给老百姓一个“这是中国的东西”的印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我最近刚写完一本书,题为《安源:煤矿中国的革命传统》,是关于江西安源的。其中我强调一个结论,事实上,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政策和方法与苏联完全一样。但即使目标一样,他们的手段也不完全一样,这在安源看得很清楚。

  当然,不同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想法和不同的技术,但是毛泽东和李立三特别能把外来的东西让老百姓以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比如说,李立三提出的口号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他们罢工的方式、目标都是学习苏联的模式,但是口号没有强调阶级斗争,而是提高人的尊严。他们是采取各式各样的、非常灵活的手段,把一个事实上跟中国传统临沂癫痫病小发作治疗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给老百姓一个“这是中国的东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共一个很大的贡献。

  在那个时期,你如果问大部分中国人关于政治问题的话,他们就会把当时的政治体系跟清朝末年或者明朝作对比,说朝廷什么什么的,他们不会说我们是一个苏联的系统,我们的政治是从苏联引来的。所以,本土化是中共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之处。这个成就让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具有中国特色。但事实上,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政治体系的话,应该承认它跟以前那个苏联的体系是差不多的。

  郭台辉:在客观上来说,政治体制是移植的,但很多东西,它又用很多本土的治理技术与手段把它衔接起来。比如,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完全继承了元代以来的省际行政区划版图以及省一级的文化身份认同。但具体到哪些地方变化或不变并追溯其原因,这就需要进行历史比较分析。

  裴宜理:其实,中国人的历史感非常浓厚,这使他们会作很多对照,把很多当代的事情跟古代作比较,找到一些类似的特点。这对中国人身份构建的“政治弹性”有很大的贡献。领土的持续性是很明显的,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持续性。当然,在“文革”时期曾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但同时也是包容的。在“文革”时期,很多治理手段都是古代朝廷的方式。现在当然越来越承认传统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身份构建的过程非常复杂,当然与构建动力的“政治弹性”有很大的关系。

 癫痫大发作怎么治 阶级身份如果被政治力量有意放大,就有可能遮蔽了其他所有的社会身份

  郭台辉:这里面可能要把身份构建的政治动力跟文化动力相对区分开来。有意无意塑造的观念与手段可能很多是文化的、地方的,但明显的动力可能更多来自政治的、上层的。您的研究一直以来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没涉及到斯考切波那种国家宏观结构观念,您更多是强调区域性的、地缘性的,所以您似乎特别强调地缘政治和传统遗产对身份构建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

  裴宜理: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我觉得任何人的阶级身份所起到的作用都非常有限,因为一般的社会运动,不是按照阶级身份这么一个单位而组成的,更可能是靠宗族或农村或社区这些不同身份塑造的群体。因此,阶级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更不用说阶级身份。我们很少看到一个真正的阶级运动,有的话也存在不久。比如说,罗格?枸德,是一个英年早逝的学者,他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叫《反叛者的多重身份:从1848年到人民公社时期巴黎的阶级、共同体与抗争》。他对巴黎的工人进行分析,从1848年大革命时期一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无产阶级专政雏形。

  但枸德的结论是相反的。他说,到了巴黎公社,虽然参加者、煽动者是工人,但他们不是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参与那个运动的。来到巴黎公社,他们是以市民的意识形态来保护巴黎,反对德国侵略法国公民的政治身份。然而,在1848年,他们是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癫痫怎么样治好态来反对有产阶级,那无产阶级的觉悟能否永久存在?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分析,从巴黎的档案资料中发现,工人和非工人越来越多结婚,街区越来越复杂,由于巴黎经过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住房得到大规模的改造,使得工人很快失去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变成巴黎居民、市民这样一个身份概念。

  事实上,我们都会经常改变我们反叛过程中的各种身份。参与反抗者的身份是动态的,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知识构建的,有时候是一种职业。因此,他们可能会从意识形态的关注转移到对情感的关注,从职业或专业的辨别转移到从自身族群或宗教的角度来看。具体如何转向,都得看具体情况,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采取不同的身份。所以,阶级的意识总是不容易存在的,不仅是因为它比较抽象,而且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考虑他们是什么阶级,除非有一个政治力量时刻提醒他们是什么阶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工人有时候是采取这种身份,在不同的情况下又采取另外一种身份。

  郭台辉:身份既然是可以不断转换,而阶级身份可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那么,这就意味着,阶级身份如果被政治力量有意放大,就有可能遮蔽了其他所有的社会身份。在改革开放之后,阶级身份的作用和意义就大大减退了,而逐渐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复兴或新生的社会身份。比如,我们中国人似乎一直喜欢以“老乡”称呼,喜欢问你姓什么、什么字辈,喜欢用表示血缘关系和身份的称谓外化为社会身份,典型的老乡会和同安阳儿童癫痫病医院学会是一种“鸟巢式”的群体交叉重叠认同。这些社会身份构建,不论是传统的或现代的,实体的或虚拟的,一方面会增加社会团结,但另一方面又会引起群体冲突。那么,这些独特的社会身份构建方式在现代或传统中国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

  裴宜理:我觉得这是跟中国的人口流动性有关系。这是因为,假如你不去其他地方的话,就没有“我是什么地方来的”概念。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不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国家,是有流动性的,尤其是劳动流动的一个社会。人们要找工作或做什么事,需要一个网络来帮助自己,给自己介绍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中国的同乡意识有很密切的关系,当然也会带来一些不理想的后果。

  其实,19世纪的中国已经有这个由社会流动而产生的互助组织。比方说,我以前写过关于上海小刀会的文章,它是通过不同的同乡关系组成的,有福建派、广东派等。参加小刀会的那些人,是去东南亚做买卖的,由于他们移民到某个地方,才有同乡会的想法。他们的组织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公司”,而是一个买卖的组织,互相介绍发财的机会。

  郭台辉:的确是这样。所以,社会身份构建与强化主要还是由人口流动决定的,而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不仅仅是战争因素,更多是资本流动带动劳动力大规模、大范围但个体化流动的结果。而经济资本的流动又需要信任、网络和互惠互利为核心的社会资本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催生出新的社会身份形式,但更多是复兴传统既有的社会身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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